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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已然不再稀缺

类别:公司新闻    发布时间:2019-08-13 02:59    浏览:

  摘 要:美国政治家李普曼在1922年提出“拟态环境”学说,揭示了大众媒介的隐形功能,客观世界无穷大,为了使受众更好更快获取信息,标签化便成为信息处理的重要手段。对事物进行标签化的归类,原本是对事物进行初级认知的一种简便形式,标签是客观的、毫无偏见的,但现在的流行标签明显呈现出泛滥化和污名化的倾向,贴标签的行为变得随意、肆无忌惮,亟待治理。

  新闻报道“标签化”,指的是记者、编辑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葡京娱乐网截取新闻中最能吸引受众的元素进行突出强调,用较少的篇幅来报道新闻事件。戴维·巴勒特曾经对“标签化”下过定义:对事件进行鉴别,给他们命名,下定义,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例如“行凶抢劫”“袭击”,或者“虐待儿童事件”。这样就给事件“贴上了标签”。[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教育学家皮亚杰将康德的理论发展为“图式/基模”,正式将“基模”引入传播学领域。刘海龙教授说:“‘基模’代表着一种先入为主,自上而下的过程。它描述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对当前信息处理过程的影响。”

  正如“基模”理论所指出的,媒体的表达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感知世界的方式,“基模”一旦形成,可能会加强最初形成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所以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常常会造成读者的认知偏差,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打造。

  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成因较为复杂,河北大学的于子茹在《我国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现象研究》[2]文中将新闻标签化的客观成因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因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所以对新闻标签化的客观成因不做分析。

  贴“标签”是新闻报道中常见的信息处理方法,因为记者需要对新闻事件、人物进行鉴别、分类,将新闻和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使新闻成为新近发生的“旧闻组合”。新闻标签化是受众理解新闻的前提。

  李普曼认为,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标签化”的新闻报道为了满足受众快速了解新闻事件的需求,常常无视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全面性规律,如当某地再出现“老人摔倒+年轻人”的新闻时,媒体常常会不顾新闻事实要素的不同而直接将其简单贴上“XX地彭宇案”的标签,忽视了标签附带的刻板印象,给了人们错误的引导,必然会造成社会舆论的偏差。

  信息时代,媒介发生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媒介产品化,信息已然不再稀缺,稀缺的则是人们的注意力。[3]

  “标签化新闻”的初衷是为了用少量的文字传递给受众最多的信息,这对于信息爆炸环境下的媒介和受众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于媒介来说,缩短了新闻制作的时间和成本,对于受众来说,在有限的篇幅内得以粗略了解一个新闻事件。

  在互联网媒体利用“泛标签化”新闻取得成功后,传统媒体中的“泛标签化”新闻也屡见不鲜。新闻媒体为了追求阅读量和点击率,特意使用受众喜欢的字词句,郑雅宁对法制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现象进行梳理,认为法制新闻中至少存在六种新闻标签类型,分别是性别标签、社会身份标签、经济地位标签、年龄标签、姓名标签和地域标签。[4]

  1978年《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开始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经营方针,尝试市场化经营,但我国的新闻媒体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媒体必须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媒体从业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高度自律。

  标签化新闻的泛滥,是记者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的表现。如2018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多家主流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标题中均带有“轿车逆行”“女司机逆行”等字眼,如新京报发文《重庆一公交与逆行轿车相撞后坠江,女司机被控制,动画示意路线图》,北京青年报发文《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等,大量报道致使正常行驶的女司机成为网民痛骂的对象。

  普利策晚年认识到媒介对于社会的作用,他创办新闻传播学院,重视新闻专业主义,提倡记者应具备社会责任,要求记者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事实,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

  2017年12月1日,山东莱阳教育部门通过官网发布“莱阳小神童”的消息,多家媒体对小神童的故事进行了报道,这则有名有姓、易于核实的新闻报道,被炒作了十天才不得不辟谣。《新闻记者》杂志将这条新闻列为2017年十大假新闻,究其原因,编辑部认为 “神童”的话题能够引起公众的强烈兴趣,媒体在巨大的流量面前愿意跟风炒作“神童”新闻。[5]

  “泛标签化”就是乱贴标签,其直接后果就是乱扣帽子,报道对象的“泛污名化”随之而来。阎瑾,王世军在《新媒体语境下我国老年人形象污名化探析——以“大爷”“大妈”为例》[6]一文中探究了我国“大爷”“大妈”朴实善良、和蔼可亲的形象被颠覆乃至贴上碰瓷、扰民、低俗等标签的过程。文章认为污名化通常以标签化的方式进行,始于某个个体的偶发事件或行为,一旦被贴上标签、赋予特定含义后,就可能被社会广泛接受并用来指称某一群体或某种品质。

  为了使新闻标题夺人眼球,媒体常常会在标题中使用倾向性极强、感情色彩很重的词语来修饰新闻,这样过度的、暗含媒体评价并预设媒体倾向的标签会直接或间接地削弱媒体对事件理性客观的分析,导致媒介丧失公信力。

  例如“XX门”标签最初诞生于用于1972年的美国政治丑闻,后续在2008年陈冠希“艳照门”事件、2012年各类政治丑闻中不断被使用,如今媒体将名人“打哈欠”“补妆”等很小的事件人为夸大成为“XX门”,这样的“泛标签化”其实是在消费媒介长期以来积攒的媒介公信力。

  “泛标签化”新闻还容易造成“媒介审判”。无论是当年的刘涌死刑案、邓玉娇案件、药家鑫案件这样的重案大案,还是彭宇案等案情较轻但是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主审法官都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其中的报道违背了记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的社会准则。

  新闻“标签化”已经成为媒介吸引流量的重要工具,“泛标签化”新闻的治理既需要媒体以公共利益为主、增强社会责任感,也需要新闻从业者重拾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新闻报道的本质是一种建构,报道受到新闻从业者自身固有刻板印象和思维模式的制约,要想克服这种认知局限性,就要多引用官方的、专家的话语,少一些自身的判断,努力做到新闻报道的话语客观公正。

  “贴标签”的深层认知是因果关系,因此新闻从业者在报道新闻事件起因时,要多方核实消息的可靠性。在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华西都市报》等媒体称其引用万州区应急办的工作人员的话,报道坠江事件的起因是“女司机逆行”,在社会上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样重大的灾难事故,记者应该多方核实信息真实性,从而避免新闻失实。

  于子茹的研究认为社会群体间话语权分配的不平衡是“标签化新闻”产生的重要原因[2],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话语权往往会掌握在社会权力集团和强势群体手中,强势群体对贴标签是十分常见的。的话语缺席,是社会话语权不平等的体现,是优势群体对的语言暴力。注重报道中的话语平衡是消除“标签化”新闻的重要途径。

  在如今媒体激烈竞争的时代,人们常将这一新闻现象的产生归结于媒体适应生存的需要,但一个事物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新闻标签化现象也不例外。除了对媒介、对新闻从业者提出要求外,公众的媒介素养也亟待提高。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认为,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闻知识,学会怀疑性认知方法。他们认为,公众在各类公共事件面前,要由表及里,仔细甄别,去伪存真。相信在媒介、新闻从业者、受众的共同努力下,媒介市场会变得风清气正,不再需要滥用“标签”来吸引受众,“泛标签化”报道也不再能够吸引受众。

  [2]于子茹.我国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现象研究[D].河北大学,2013.

  [4]郑雅宁,范玉吉.法制新闻报道中的“泛标签化”[J].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杂志公布2017年十大假新闻[EB/OL].

  [6]阎瑾,王世军.新媒体语境下我国老年人形象污名化探析——以“大爷”“大妈”为例[J].传媒,2018(17):79-81.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